寒冷而严峻的岐阜之夜

安田浩一

电话机的另一端传来了欢快的声音：“春节已经结束了，还是回中国好啊！”

这是住在山东省某农村的A来的电话。声音中透着节日的喜气，放鞭炮，吃年夜饭，对于中国人来说看来春节还是要在中国过，那才算真正的过年。

我终于有些明白为什么在岐阜的缝纫工厂里工作的A和其他六名实习生那么态度强硬的坚持要“早期解决”了，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回家过春节更重要了。

因此，她们在岐阜劳动局交涉的时候一直焦急的表示：“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解决我们就不走”。

能赶在春节之前解决真是太好了。

听到A那开朗欢快的声音，我的记忆回到了被大雪覆盖的岐阜山中。一想到在寒冷和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实习生的身影就让我一阵心痛。

2005年11月，我和全国统一劳动组合的同行去岐阜市周边的某个缝纫工厂探访，在既没有炉子也没有空调的宿舍里见到了A。

“我们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

操着半生不熟的日本语，六位研修生互相依偎着。看到这一幕全统一劳动组合的鸟井一平书记长的眼眶也湿润了。此时此刻，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友情，而是弱者之间相互扶持相互依靠的那种“团结”。

迄今为止只是从文字上知道“外国实习生”的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实习”的内幕，那一刻，我惊呆了。

那是即使用“奴隶生活”来形容也毫不为过的“实习”。

6名研修生全都来自于山东省的农村地区，虽然清贫但充实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纯朴勤劳的性格。2002年的一天，在这个能看到海的小村庄里，来了一位日本的社长。

简直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日本社长的话给正在当地缝纫工厂里工作的她们带来了巨大冲击。

可以去日本学习到最先进的技术，并且还和日本人拿同样的工资，怀着这样美好的憧憬，她们东挪西凑了6万人民币（约90万日元），来到日本做研修生。

“去日本前让我们签了好多文件，我们不懂日语根本不知道写了什么，把我们送出来的中介的中国人一直和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担心’”。

也没有多考虑中介是不是多收了钱，带着满心的希望和期待，她们来到了大海另一边的“繁荣之国”日本。

很快，她们的希望就变成了失望，转而又变成了绝望。

所谓先进技术的研修，不过是踩缝纫机和烫熨斗，并且从早到晚一直忙碌着。

住的宿舍，与其说是房屋倒不如说是鸽子笼。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到了冬天在房间里呼吸都看得见白气，大部分夜里都要穿着外套睡觉。特别寒冷的那几夜里她们只能抱着取暖瓶蜷缩在被子里。

但残酷的工作环境还在忍受的范围内，真正无法忍受的是劳动报酬。

研修第一年基本给4万5千日元。加班费1小时200日元，所谓“和日本人同等报酬”不过是美丽的泡沫罢了。

“为什么工资会这么低？”向社长询问得到的回答不过是简单的一句“已经全部决定了，你们不是签字了么？”直到这个时候她们才知道她们签的那些文件的内容是什么。被骗了！

察觉到被骗后悔当初，本想立刻回国，但是回国又能怎样呢？为了来日本，为了付高额的手续费已经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如果放弃这里的工作回国的话，就等于违约，等待她们的只有高额的债务。

况且想回国的自由也没有，护照、外国人登录证、帐户存折都被日本社长“保管”。又没有电话，这种状态，能逃到哪里去呢？

没有办法，对于她们只有工作，每天从早到晚踩着缝纫机。偶尔会有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和入管局来访问调查。这时候社长就会威胁道：“如果说实话你们就会被逮捕然后遣送”，她们只好按照社长事先给她们准备的内容“每月工资12万日元，从来没有加班。”

就在已经绝望的时候，无意中得知了全国统一劳动组合的存在，也许这是唯一的希望。这样想着，她们偷偷的联络了全统一。

当我们来到歧阜的时候，她们已经来日本3个年头了，也就是研修的最后一年。即使是这样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万5千日元，而且其中的4万日元还要被强制存入银行，实际生活费只有1万5千日元，加班费也是从每小时200日元提高到300日元而已。

六位研修生当时表示要加入全统一，鸟井书记长立刻和工厂社长进行了团体交涉。

把研修生封闭在前近代的劳动环境中的社长见到我们的时候立刻呆住了，对于违反劳动法的指证，连一点反驳都没有。

但即使如此，事情的解决也没有那么顺利，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介入、社长逃跑、劳使协定成为一张白纸。这些几乎是惯用手段，事情的解决困难重重，几乎让这些研修生们绝望，每天都以泪洗面。

作为取材者的我只能彷徨在外围，默默地看着事态的发展。但是看到鸟井书记奔波忙碌的身影，我坚信必定有解决的一天。

为了事件的解决，已经记不清在东京和歧阜之间跑了多少次的鸟井简直就觉得自己在做苦心僧般的修行。

“创造出研修生这种制度，把外国研修生贴上低工资劳动的标签，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鸟井先生经常自言自语的感叹道。

标榜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全球化。说实话我老是弄不明白这些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当看到产生出研修生这一结果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些明白了。为了繁荣就必须要有某些人做出牺牲么？为了让自己生活幸福，就必须拿某些人作为祭品么？经常接触外国劳动者，了解他们实际情况的鸟井先生也许想告诉我，这不光是世界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在鸟井先生这份热情的努力下，陷入僵局的事态也在变化。经过艰苦的斗争，会社方终于迫于压力按照事先规定的工资付给了研修生们，六位研修生也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但是，解决了这6个人的问题，并不代表在歧阜近1万多名时给只有300日元的研修生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歧阜的缝制业界里散布着“全统一是黑社会集团”的谣言，企图扼杀劳动运动的萌芽。

某位缝制工厂的经营者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是付给研修生300日元以上的工资，那我们这行就没法做了，为了保护这个产业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也是为了生存，漂亮话当然谁都会说。”

为了生存才创造了这种研修生制度，换句话说，这是弱者欺压更弱者的构造。

把这种研修生制度作为商机谋取暴利的人也大有人在。

贩卖人口都不觉得可耻的协同组组合。一边喊着“我的理念是中日友好。”一边却又放纵这种“时给300日元”制度的政治家，在电话中威胁调查的“内部人士”。

还有，对这种情况早已知晓，见怪不怪的大手服装生产商。

透过层层迷雾，越深入调查，越感到恐怖，这种事就是我们（日本人）自身的责任。

问题过于复杂，但是如果我们能容许这种制度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我问过六位研修生：“你们喜欢日本么？”

“不喜欢。。。。。。。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愉快的回忆。”六位研修生小心翼翼，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道。

我们的国家，我们（日本人）自己，正在种下反日的种子。

排骨译

另外：

和食品一样，如果是日本本国产的衣服都要比中国贵些，这个物价差大家也能接受，毕竟日本的人工贵嘛，对日本制品很迷信，只买日本制衣服人也不是没有，排骨的堂姐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就为了买一件日本产的衣服几乎跑断了排骨的腿。

但是，排骨想问一句：日本制的衣服真的是日本人制的么？

理论上日本是不会给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人签证的，但是这类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日本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利用所谓的研修生制度。

研修生第一年的签证为研修技能实习，主要以学习为主，最多可以在日本呆3年，研修结束必须回国。这个制度1993年开始实施，本来的宗旨是为了给发展中国国家培养技术人才的。但这个制度被恶用，成为日本各个行业雇佣低薪金外国劳动者的手段。

2007年在日本从事缝纫产业的研修生新增1万3141人，算上之前已经来日本的该业界研修生估计3万9千人左右（按照一个研修生在日本工作3年的话）。2007年日本服装缝纫业界的从业人数为5万8427人，也就是说全日本生产衣服总人数的65%估计是中国研修生。

研修生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一个月的工资是6万多日元左右，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赶上加班的话一天工作15个小时的加班工资一小时200-500日元。并且研修生不存在跳槽的概念，无论研修生有什么不满，只要你还想留在日本工作就只能接受不能跳槽。为了保证研修生不逃跑，国内中介早在来日本之前国内中介就收了一笔不菲的保证金，到了日本要被接受单位先没收护照，每个月还要强制扣掉一部分工资，等到回国再给。因此，有媒体称日本的研修生制度是21世纪的奴隶制度。

中国的制衣工厂也许工资并不高，但在里面工作的中国工人有人身自由，可以自己选择职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以投诉，甚至可以说某些外资制衣工厂的条件和环境相当不错。

同样是中国工人，日本制衣工厂里的研修生们每月被克扣工资，没有人身自由，不能跳槽，不能生病（一旦有生病者会被公司认为没有劳动能力直接送回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暴力行为也只能默默忍受。

当你知道两边的衣服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在日本的商场里，面对中国生产和日本生产的衣服，你会如何选择？

写于：2010年，5月20日 西西河

Chivn：为了应对老龄化，安倍竟要推广这个制度

本文首发于观察者网站

人均年收入2500w的农村

在日本长野县，有一个叫做川上村的地方，以生产最好的生菜闻名于世。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居然有2500万日元之高，是日本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五倍。在目前经济不振的日本，这显然是一个奇迹。

然而在这奇迹的背后却是由不可思议的低价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所支撑着的。他们的每月工资仅仅只有85000日圆，几乎在日本无法生活下去。

而在泄漏出来的劳动合同上我们可以看到，结婚、怀孕、示威、购买携带电话、起诉公司、调整工资等正常要求都是被禁止的，这即使是在中国也是难以相信的。在日本也能够发生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行为，想想也是非常的可怕。就连日本社会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也一致认为这样的行为为奴隶制度无疑，是绝对不合理的。

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企业刚开始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时候，为了更好的培养人才，会让当地工厂的优秀员工来到日本进行培训。然后再把他们派遣回国，让他们负担起本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工作。

而进入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日本企业面对日本本土用人成本的上升，一部分企业开始以“研修生”的名义吸收大量的外国廉价劳动力来缓和公司的财政问题。这被称之为“企业单独型”。

而到了九十年代，面对本土低端制造业、农业、手工业的用人稀缺，日本本土的各行业联合会也开始为其会下的中小企业招聘“研修生”，这种被称之为“团体监理型”。在93年，社团团体JITCO（国际研修协力机构）作为中介机构（注册法人）正式成立，同时“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也伴随着该机构的成立而正式确立了起来。

该制度的宗旨是：为了培养能够肩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重任的人才，让他们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能、技术和知识的需求。

在当时，研修和技能实习的最长年限为两年，到了1997年4月被延长至了三年。而针对于目前日本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不足，在2015年，安倍正打算再次延长年限，让年限再次延长到五年。同时涉及到的职业耶要扩大，首当其冲的就是目前最人手不足的介护业（养老业）。

目前在日本滞留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大约有16万人左右，而其中中国人有10万人，占69.1%。紧随其后的是越南、菲利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职业种类有69种，就业人数最多的依次是机械、金属、纤维、衣服、食品制造、农业等领域。现实却不如预计中的美好，而因为监管的缺失和诸多其他原因，这一制度造成的诸多恶果正在逐渐显现。

日本律师协会曾经在2013年6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尽早废除实习制度的意见书。在另一方面，日本国家公务员劳动组合联合会也就该问题向政府提出了早日确立合理的外国人劳动政策来替换该技能实习制度。美国国务院在2014年有关于人身买卖的白皮书当中也给出了该技能实习制度已经成为了非常恶劣的强制劳动的温床这一意见。在此之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访日针对该制度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了该制度应该废止，同时转换成为正规的雇佣制度的结论。就连日本政治家也看不下去了。民主党的石桥通宏参议院议员表示：这个制度应该是有前提和原则的。本来创设这个制度的目的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在日本学到了必要的技能之后能够回到母国发挥效果。而现在并没有达到技术转移的目的，而不过是因为廉价劳动力的补充手段罢了。而最大的问题是，在输出国有着中介的存在。如果这个无法杜绝的话，那么问题时无法圆满解决的。

制度未起到高端技能转移的目的

前文提到该制度的宗旨是：为了培养能够肩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重任的人才，让他们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能、技术和知识的需求。

而实际上即使技能实习生来到了日本，大多数从事也不过是非熟练劳动，没有太大意义。真正的高端熟练技能培训的企业极少，且集中在大型的跨国企业。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人手不足的往往都是中小型企业，它们才是吸收“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主体。

再者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同，很难断定技能实习生在日本习得的技能能够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所帮助，回国之后很可能根本就无法适用。也有可能技术本身都是一些日本淘汰的技术，对于该国的产业升级并没有任何帮助。

vice news对于在广岛的一家牡蛎加工厂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进行了采访。

采访中问道：你现在学习的这种技术在回到中国以后还有用么？

受采访的技能实习生果断地说：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牡蛎产业。

确实如同采访当中的实习生所说的一样，各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不能保证实习生从事的行业当中学习到的技术能够带回国内的话，毫无疑问该制度的最大宗旨“技能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过度劳动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技能实习制度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是没有转职的自由的，因为其持有的签证是劳动签证，是由用人企业向国家申请的，所以实习生被死死地限定在了该企业。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用人企业才敢不支付工资，强迫加班，甚至还有性骚扰事件的发生。而近年来，加班过度而引发的猝死以及失踪也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根据各方面线索，朝日周刊在年初的时候对于各地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进行了暗访。在岐阜县的制衣厂工作的李女士和杨女士都是三年前从中国东部前来日本打工的，两人均年近五十岁了。她们的工作主要是制作各种精致的全手工制作的女装，而背后的事情却没有像衣服一样光鲜亮丽。

“来日本之前听说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而且也听中介说三年下来能够赚到30万人民币，抱着改善生活的目的所以才来了。”她们说道。

“然而每天都要工作14个小时，每天都要完成两件衣服的任务。虽然我们制作的裙子在商店要买到三万日到五万日元，但是我们的月收入却还不到六万日元。”

而且几乎没有休息，第一年的时候仅仅休息了五天，第二天更是过分的只有三天，天天都要踩着缝纫机度过。

　对此，在前年的十月该工厂的员工向当地的监管机构提出了抗议和投诉。最后经过艰难的交涉，最终工厂决定将李女士等人的工资提高到十五万八千。据该监管机构透露，像李女士这种前来投诉，最终通过协商顺利解决的仅仅是四分之一而已。

同时外国人技能实习的问题不光光只是低工资这一点而已。根据JITCO2014年白皮书的资料，仅仅2013年一年，就有27名外国人实习生死亡，而在其中有8人时因为大脑和心脏相关的疾病，占了三成。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病因很可能都是过长的劳动时间和恶劣的睡眠。在调查了死亡者的工时卡之后，大多数人都是30小时以内。然而个别死者确拥有着另外一张真正的工时卡，卡上记载的加班时间是在180小时以上。调查者将该工时卡作为证据向有关机构提出之后，该死者的家属得到了赔偿金。同时该死者也被认定为是过劳死。然而因为其他死者并没有相关证据，所以被认定成过劳死的夜仅仅是其中一人而已。

监管的缺失

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作为本应当发挥监管责任的JITCO却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机能。据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的新谷局长解释：虽然接收实习生的企业或农场都只是在向其监管组织缴纳着管理费。但是另外一方面JITCO从那些监管组织那里得到会费。因此，即使真的发生什么事情，JITCO是无法采取强硬的态度的。

从JITCO的官网上面的年会费表我们可以得知。除了每年至少10万日元的基础会费之外，注册资金在3亿日元以上的企业还需要缴纳至少30万日元的会费。3000万至3亿日元注册资本的公司则需要缴纳至少7万5千日元的年会费。同时年会费是上不封顶的，可以随意认缴以上所说的会费的倍数。正是因为有着会费的存在，所以JITCO在企业面前是无法直起腰杆的。据2011年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地方入国管理局所查处的60件与实习生相关的实践当中，仅仅只有1件是由JITCO揭发的。

另外一个成为问题的是，一般的实习生在前来日本之前大多数都向中方的中介缴纳了一笔保证金。正如前文中揭示的合同上上面写的一样，如果实习生违反了合同的话，不但在日本的工资和利益会减少，回国之后多半保证金也是无法退还的。

中介费的存在

在朝日周刊采访的另一位中国的实习生杨女士的口中，情况比想象中更加恶劣。杨女士在农场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所谓熟练技能，而是单纯的蔬菜包装作业。每个月平均要工作350个小时，但是每小时的薪水却仅仅只有300日元。而且据杨女士透露，在该农场工作的六个女实习生当中包括她在内有四个人曾经被性骚扰。例如隐蔽的地方被触摸身体，在洗澡的时候装作一副要一起洗澡的样子。而让杨女士一直敢怒不敢言的事，如果她因为投诉而被日本方面解雇了的话，那么她在回到国内的时候就无法从中介那里拿回五万元人民币的押金。

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保证金的存在，所以才使得很多的实习生对于用人企业的种种恶行敢怒不敢言。她们支付了巨额的中介费和保证金来到日本，如果不赚回那一笔钱的话，那么来到日本吃过的苦将会变的毫无意义。

而事实上JITCO是明文规定不允许派遣机构与中介收取手续费又或者是保证金的。但是像杨女士这样的支付了巨额保证金的却不在少数。再者根据JITCO自己的调查，有15.9%的实习生缴纳了不同程度的保证金，而其中三成以上的实习生在回国之后保证金被没收并没有归还。

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JITCO也显得无能为力，因为JITCO虽然负责了全日本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中介业务，但是其本身确实不折不扣的民间组织，在日本都没有任何的权限，更别谈能够有权管到远在中国的中介了。

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听信了中介夸张的描述，借债缴纳了巨额的中介费或者保证金来到了日本。然而到了日本之后实际的情况却与想象中有着巨大的落差，即使是与中国相比也算不上高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枯燥的工作内容，日复一日的加班，还可能有来自管理人员的性骚扰。

然而等到合约结束之后，这一切噩梦般的生活还并未结束，即使是回了国，多半保证金也是要不回来的了，直接缴纳了中介费的人更是要计算着这三年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把那笔高额的中介费给赚回来。

黑户口的存在

据日本法务省的资料，2013年失踪的技能实习生有3567人，而2014年更是达到了4581人。这么多的失踪显然是很反常的。要知道每年来日的技能实习生也不过是几万人而已。这些失踪的人，并没有回国，所以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为了偿还债务，继续在日本的某个地方给日本企业充当着廉价的劳动力。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的现在

即使有着诸多的问题等待着去解决。然而安倍却已经有一些等不及了。在日本极速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劳动力不足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对此此问题，安倍准备将目前的最长工作年限从三年延长至五年，同时总人数和职业种类也要有着对应的增加。安倍希望此政策能对严重人手不足的养老业的人才确保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最耐人寻味的是，安倍并没有把正规的国际劳动雇佣作为努力的方向，而是想要扩大早已经问题诸多，千疮百孔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上面。为了弥补日本劳动人口的短缺，每年日本至少要引进20万人以上的外国人劳工才能够保证有助够多的社会劳动力，而显然依靠“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日本的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创立一种正规的国际雇佣派遣的官方机制来取代这一依靠民间团体的非正规制度才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根本方针。

实际上日本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的诸多问题并不是这一两年才爆发的，早在0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学者写书揭露这一问题。“外国人研修生 每小时300日元的劳动者－崩坏的人权和劳动基准”，日前朝日周刊所登载的问题在该书中早已经出现了，几乎都能找得到对照。

在此之后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本批判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的书籍出版，NHK电视台也针对该问题作了不下一次的专题报道和纪录片，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社会反响。

本次问题之所以再一次被提起，同时引发起社会级的大讨论，可能和近年来日本确实进入了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安倍准备通过引进外国人劳动力来改善日本的人口构造这一举措相关。

日本律师协会曾经在2013年6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尽早废除实习制度的意见书。在另一方面，日本国家公务员劳动组合联合会也就该问题向政府提出了早日确立合理的外国人劳动政策来替换该技能实习制度。

美国国务院在2014年有关于人身买卖的白皮书当中也给出了该技能实习制度已经成为了非常恶劣的强制劳动的温床这一意见。

解决的方向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此制度真正的问题是出在监管的问题上面，而并不是其制度的本身。对此日本国会议员石桥认为可以借鉴韩国的雇佣许可制。

在韩国也有着与日本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相似的研修制度，恰恰是在高度发展期的韩国参照日本的制度拟制的。在之前韩国也经历了和现在日本一样的不付工资，过重劳动等诸多问题。然而在04年改革之后，问题有了极大的缓解。

改革之后的制度叫做“雇佣许可制”，韩国的雇佣许可制与日本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最大的不同是在于，韩国是政府主导的。而日本则是由民间组织JITCO所主导的。正是因为改革之后，韩国政府和派遣劳动力过政府直接进行交涉和协商，使得之前困扰的黑中介等问题的得到了解决。同时因为不存在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得整体的用人成本得到了下降。

目前“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在于中介的存在和企业监管这两方面，根据韩国的经验，废除民间组织而改由政府直接主导的确是可以确实有效得一次性杜绝以上两个问题。第一，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中日政府的直接对接），中介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第二，由政府创设的监管机构可以更加有效地取缔不合法的企业，同时在出现问题之后也能够更多地站在劳动者角度而不是企业角度。

无论无何，未来支撑起日本社会的会是这些来自世界外国人技能实习生们。